1997年7月2日，泰國政府宣布放棄聯系匯率制度，實行自由浮動匯率，這被認為是東南亞爆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標志。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稱，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泰國金融離岸交易給大規模資本外逃提供了通道。實際上，泰國1997年時，資本賬戶也非完全意義上的開放。當時泰國的問題之所以發展得那么不可控，主要在于離岸業務與本地業務的管理非常混亂，造成放開了離岸業務就等于完全放開了資本賬戶。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對于離岸業務問題的反思非常重要。

離岸中心：金融家的天堂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離岸銀行業務是指銀行吸收非居民的資金，服務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動。全球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始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一些跨國銀行為避免國內對銀行業發展和資金融通的限制，開始在特別自由的國際金融中心經營所在國貨幣以外其它貨幣的存放款業務。

上世紀70年代以后，以美元計價的離岸存款急劇增長，離岸金融業務開始迅速發展，這主要源于離岸銀行不必持有準備金，其經營成本低于國內銀行；而且離岸銀行不受利率上限的約束，即它們對存款戶支付的利率可高于銀行對國內存款戶支付的利率，而且享受稅收上的優待。

而離岸金融中心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總體金融制度無甚聯系且不受該國一般金融法規管制的離岸金融業務集中的地區。紐約、倫敦、維爾京群島等都是最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波瀾不驚的時候，這些地方無疑是才華橫溢的金融家展示能力的天堂。

1990年代以后，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迅猛，泰國曼谷成為東南亞最大的離岸金融中心。

蟄伏離岸的國際炒家

雖然索羅斯在東南亞危機中借用期貨、期權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大規模打擊了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市場，但是普遍的觀點認為，東南亞各國在金融政策特別是離岸金融政策上的漏洞是當年爆發危機的主要原因。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當時東南亞國家的匯率缺乏彈性，在危機爆發時離岸業務賬戶成為大量外資迅速流出的重要通道，特別是在泰國。在不斷加快金融國際化和自由化步伐的同時，忽視了加強金融監管，放松了外債管理。比如，泰國過早地放松了資本項目管制，非居民可以較自由地參與本地市場的交易活動，但中央銀行的監管工作沒有及時跟上，特別是中央銀行對外國銀行的離岸業務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監管不力。

危機之前國外投機者就廣造輿論，甚至傳言IMF已明確要求泰銖貶值，并有大量外國基金介入，通過離岸業務找泰國本地銀行借入泰銖，利用外匯遠期、掉期和利率互換交易，隱蔽地組織了在外匯市場沽泰銖買美元的突然襲擊，而泰國中央銀行并沒有及時察覺和有效防范，在松懈的監管環境下，泰國自身的企業銀行又在大肆舉借外債，進行外債內投、短借長投等，造成巨大的匯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

專門研究過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各國金融政策的孫立堅教授認為，當時泰國對于離岸業務監管極為松懈，很多離岸銀行在經營離岸業務的同時，也在泰國當地從事在岸業務，也就是在吸收泰國居民的存款和向泰國居民發放貸款。而且在岸業務和離岸業務之間缺乏有效的防火墻，一些在岸存款通過離岸貸款可以流出國外。

“這種情況下，資本管制就成為空談，泰國資本可以大規模快速的流出，離岸業務監管上存在的漏洞，使得泰國外匯儲備和本地資產快速流失，加劇了危機造成的損害。”孫立堅稱。

有防火墻的離岸仍可行

雖然短期外債比例過高，證券投資額度巨大，衍生品交易中存在嚴重漏洞等原因是東南亞國家有機可乘的主要原因，但如果這些國家可以有效對資本流動進行管制，金融危機的危害可以降低很多。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普遍出現較大金融波動的情況下，中國內地當時的金融市場保持穩定，資本項目的尚未放開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據記者向業內人士詢問，目前我國獲準試點經營離岸業務的中資銀行包括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交通銀行、深發展等四家。根據現行監管規定，離岸銀行業務的服務對象為非居民，在境外注冊的中國境外投資企業，業務范圍則包括存款、貸款、國際結算、擔保、債券投資、咨詢和見證等。

孫立堅教授認為，在目前資本項目不可以一下子全面放開的框架下，對于離岸業務的放行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這可以在現有框架內，向國內銀行機構提供一個適應國際競爭的緩沖。但是，在技術上需要極其嚴格的監管。否則，放開離岸業務就與放開資本賬戶無異。一定要保證離岸業務與在岸業務有一道嚴密的防火墻，離岸發放的貸款和投資必須同時由離岸業務進行融資，嚴格禁止在岸的資金違規為離岸業務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