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基茨和尼維斯聯邦總面積只有267平方公里、不足北京豐臺一個區大，人口4.6萬、其中黑人占94%。這個天邊的小島已經吸引了俏江南、和諧汽車與中國白銀集團等一大批中國企業家悄然改換國籍、甘做島民，仍有不計其數、即將海外上市的企業老板正在辦理移民手續。

近日，赴海外上市的北京某教育公司董事長常軍（化名）正將國籍落向這個從未聽說、更從未到過的島國。

在常軍看來，這個巴掌大的加勒比小島名不見經傳，也不是高福利國家，遠非心目中的理想國。而且，改換國籍、持有外國護照，必須放棄使用四十多年的中文名，他在中國的銀行賬戶、駕照、房產證等一切與身份相關的證件必須重新辦理變更。常軍坦言，“這個外國人做得又麻煩又委屈”。

逼上“圣”島

俏江南董事長張蘭在移民加勒比后曾表示，“不是為了在香港上市，誰愿意放著中國公民不當當島民呢？”如今，常軍對于這句話有了切身的感受，表達認同時聲調陡增——“親朋們都戲稱我是‘加勒比海盜’啊！”

2011年，常軍創辦的教育公司計劃赴美上市，恰在企業通過美國證監會聆訊、準備發行股票之時，上百個中國概念股在美國股市遭遇到集體做空，股價暴跌不止、訴訟官司不斷。常軍意識到，即使強行在美國上市，企業也難以融到所需資金。2013年，他只好回購股權、先行退市，轉道香港融資。

然而，在赴香港上市的過程中，常軍卻被中國商務部的“十號文”擋住了去路。

一直以來，國內企業海外上市有兩種路徑。其一，直接上市。即企業經由證監會國際部審批，直接到境外上市。可證監會審批耗時費力、不確定性太大。

其二，間接上市。即國內企業股東首先在境外注冊一家離岸公司，通過收購或協議的方式控股國內企業。國內企業轉變成外資后，離岸公司再從境外證券市場上市。這種“紅籌模式”因避開了政府審批而被普遍采用。

當初，常軍就是以“紅籌模式”通過美國證監會的聆訊，當他計劃故技重施、在香港上市時卻發現——此路不通。

原來，2006年9月8日，商務部等六部門出臺了令所有海外上市民企感到絕望的“十號文”。其中規定，國內企業和個人前往境外設立特殊目的（指境外上市）公司必須到商務部報批。此前，這一行為僅需到地方外匯管理局登記即可。從“十號文”出臺至今7年時間，中國內地竟沒有一家企業能獲得審批。

多年輔導中國企業海外上市、財富指數資本集團總裁黃山指出，在美國股市有大量中國公司像常軍的企業一樣，以紅籌模式上市卻未獲得中國商務部審批。

美國股市實行登記制，盡管有違中國相關規定，但只要公告、獲得投資人認同，企業仍可冒著違法的風險實現上市。而香港遵從中國內地法律，交易所有著否決企業的權力，任何企業上市若不符合中國法律就會遭到否決。企業為籌備上市所支付的律師費、審計費、投行費用等2000多萬元的成本就會打水漂。

當初，常軍的企業在美國上市招股書中就曾寫道，“可能會觸犯中國商務部十號文政策規定，如果被中國政府追究，企業將受到處罰，但目前中國政府對此并無處罰標準和案例”。

赴香港上市遇阻，讓常軍備感疑惑，商務部要不干脆禁止公民注冊境外公司，要不就開門放行。出了政策卻又卡著不放，這個政策豈不成了“玻璃門”、“彈簧墻”？

冰河時代

黃山有著十余年輔導企業海外上市的經歷。他回憶道，從2002年加入WTO以后，中國赴海外上市的企業數量開始逐年增多。國企掌握政府資源，均以直接方式赴海外上市；絕大多數民企則以間接模式、繞開政府的監管。原本政策閘門時開時閉，可“十號文”一出，中國企業紅籌上市之路一度封閉。

2003年4月，中國證監會取消對紅籌方式上市的“無異議函”監管后，海外間接上市已不存在審批的問題。一時間，中國企業紛紛到境外上市融資，全球各金融大國悉數來華爭搶上市資源。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兩個主要目的地，一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國，一是亞洲金融中心香港。

2004年，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領銜撰寫了《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

該報告描述了通過紅籌模式有太多資金、資產不在其監管之內，導致了大量資金外逃，公司欺詐，轉嫁金融風險……

梅新育的研究報告立刻引起了國務院的關注。

2005年初，國家外匯管理局先后出臺“11號文”和“29號文”，規定境內居民通過轉讓境內資產或股權換取境外公司的股權，要經過外管局和商務部的批準。海外上市的閘門頓時緊閉。

在業界人士一片反對聲中，當年10月關上的閘門再次被拉起。

然而，虛驚一場的余音尚在回響之際，2006年9月商務部牽頭6部門出臺的“十號文”將開開合合的政策閘門徹底封閉，一關就是7年。

如今，常軍終于體會到張蘭等眾多企業家移民島國的無奈。他在申請圣基茨和尼維斯聯邦國籍的同時，也醞釀申請香港護照。按照香港政策，投資1000萬元港幣7年后可獲得香港護照。

常軍感嘆道，既然中國內地公民做不成、加勒比島國公民又不想做，希望7年后能成為一個香港公民，這樣還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