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存在一個明顯的例外。當被問及業務最大的部分來自哪里時，10.3%的受訪者稱是個人稅務規劃，而2012年此比例為15.9%（圖15）。

沒有任何一個其他類別有這么大的下降幅度。調整的是，正當行業面臨持續惡化的公眾形象以及日益沉重的監管壓力之時，造成這種“不和諧”的原因——有關個人和公司采用離岸架構是為了避稅的觀念——占離岸業務的比例正變得越來越小。

資產管理和財富保障仍然是首要的行業動力以及最大終端使用者來源：29%的受訪者表示資產管理占據其最大的業務量，高于2012 年的23.9%；基金管理則由上一年度的14%升到20.2%。這兩個類別占受訪者總數將近一半，而其他目的——代表企業持有投資、代表企業進行交易、特殊目的實體以及IPO的上市工具均較2012年有所減少。

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過去兩年最大的業務增長來源是高資產人士，其次是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圖16）。

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分別排在第三和第四，但后兩者的總額遠低于前兩者。

與此同時，過去四年市場逐漸由私人業務（由個人主導）轉向法人業務（由企業主導）。2010年的法人業務量為51%，如今達到55%，盡管較2011年和2012年微降，但長期趨勢很明顯：到2018年，受訪者預期59%的業務將來自法人（圖17）。

在此背景下，行業兩極化現象的逐步消除也就順理成章了。2010年，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私人客戶占其業務至少80%，而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至少80%的業務依賴法人客戶，鮮有處于兩者之間的受訪者。如今的業務分布已平均許多。將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有50%或以上的收入來自法人客戶。

這看似與高資產人士成為業務增長主要來源的現象相沖突，但其實不然。從亞洲角度來看，高資產人士本身無疑正變得越發老練，他們已開始通過設立家族辦公室并聘用專職的投資專業人士來為自己理財。

有許多方面，這是行業如今面臨的種種限制所造成的結果。受訪者所透露的關鍵點與去年并無二致——雙重征稅協定、資訊交換、反洗錢以及盡職審查要求（圖18）。

使用離岸投資工具的驅動因素和限制因素

這些者與經合組織領導的稅務透明政策密不可分，而隨著行業逐步走向自動資訊交換，這些將變得日益重要。

（來源：OIL《離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