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在最近的講演和文章中提到一個公式：“6＋1”，即指：制造業是一條產業鏈，總共有7個環節，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制造過程、批發經營和零售。制造是“1”，其他6個環節為“6”。郎咸平借此所說的觀點是，“1”是硬的生產環節，具有三大特點：耗費資源、污染環境、需要更多的體力勞動者。“6”的這些環節，對經營或技術要求高，而且盈利較為豐厚。在國際分工中，中國較多處于“1”的環節，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大多處于“6”的環節。這樣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某些領域就會相對處于劣勢。

盡管筆者對郎咸平的有些觀點并不茍同，卻對他說的“6＋1”公式，表示贊同。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的發展勢頭迅猛。我國出口產品的類型中，制造業的產品占的份額也越來越大。目前我國制造業份額已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幾，國際社會已然把中國看成一個制造業的“大平臺”。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將“離岸經營”一章唯一的案例，定位于中國。因為中國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較為豐富的原材料、愈來愈好的基礎設施、巨大的購買力以及經濟運行和配置的廣闊空間。也正因為此，在金融危機肆虐、一季度不少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處于“負數”的情況下，我國的GDP增長還能達到6.1％。

工業化是循序推進的。工業化初期，是輕工業發展比較充裕的時期。輕工業一般地說“投入有限、產出（即回報）迅速”，同時“最終消費品”多，有與消費者聯系緊密的特征。然而，輕工業的產業資本太聚集以后，利潤就會“攤薄”，產業資本會進行“轉移”，逐步進入“投入資本量大、產出慢”的重化工業中。此時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展開、房屋等建筑如春筍般崛起、汽車進入家庭，重化工業產品的需求量劇增，工業化由此從“初期”進入“中期”。以后就是“深加工、科技含量增大和服務業發展”的“工業化后期”。目前我國的重化工業占工業的62％，上海的重化工業比例則達到74％。

據觀察，我們的產業鏈中，“1”相對承擔更多一點，“6”的環節中，客觀地評價，并不是沒有，而是屬于最盈利的、“具有知識產權”的、有“科技和品牌”含量的“干貨”較少，甚至“真沒有”。近期我考察過地處松江的達豐電腦公司，它主要以OEM（貼牌生產）方式生存，所組裝的各類國際品牌的電腦數量居然占全球市場的三分之一，而平均企業獲利每臺為40美元。我所知的蘇州微軟鼠標公司，亦是采用OEM方式，最好的鼠標售價80美元一個，而蘇州公司只拿到1美元一個。考察的另一家企業是地處長寧的希姆通電子公司，它就有許多ODM（委托設計）方式，盈利就明顯要高一點。由此可見，我們一定程度上處于為發達國家“打工”的地位，賺“低端的錢”。有報道說，我國出口產品中約有60％是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生產返銷到海外的產品。有的外資企業的外方老板說，“我拿走了大筆的錢，給中國留下了GDP”。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存在的“第一問題”，就是“低成本競爭，資源流失”。

工業化的中期是跳不過去的，發達國家也經歷過此階段。但我們能否比較快地增加產業鏈中的“深加工”部分，進一步提升科技含量和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呢？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IMD）《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我國的科技競爭力排名33位。據統計，世界上效益最好的50個頂級品牌中，美國有33個，其次是德國、日本，還有歐洲的發達國家，韓國有一個，中國一個也沒有。我們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口號，我國也擁有制造“兩彈一星”、火箭飛船、繞月衛星、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世界尖端技術，但是，我們科技產品轉化水平低、市場化水平低，反映國家實力的制造業產品并不雄厚。比如，我們的“神七”宇航員已經出艙實現太空行走了，而汶川地震中的救援大型直升飛機只能租用俄羅斯的，溫總理說，“看到租來的直升飛機，很刺痛我的心”。

上海作為我國工業和技術水平及開放和配套水平較高的城市，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換代的艱巨任務。我認為，產業升級離不開自主創新。上海的產業升級與自主創新結合，應該有個“率先”的要求，要有“當排頭兵”的沖勁。《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的出臺，就是給了上海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上實現更大作為的一個重要機遇。上海的集裝箱年吞吐規模已經達到2800萬箱，居世界第二，與第一位的新加坡只差200萬箱。但上海的船舶貸款、融資業務在全球的市場份額不足1％，上海港的國際中轉箱量僅為5％，上海在航運指數期貨、運費期權等航運價格衍生品方面也發展較慢。

由此，將金融運作與航運建設統籌考慮、協調操作，是上海下一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國務院的這個“意見”，還很有分量地要求上海推進先進制造業的發展，要將提升制造業發展水平與“兩個中心”的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多提升制造業中的“深加工”、“科技含量高”的部分，加大核心技術的掌控， 多點自己擁有的知識產權，多創新為制造業服務的新業態。另外，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也好，制造業提升水平也好，重要的基礎和基點在企業，讓企業有獨立發展的各種權利，有增大研發投入、科技含量的良好外部環境和“爭上”的驅動力。只有如此，才能促使上海真正進入一個發展的“高速公路”。

（作者為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委員、上海社科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