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的樓繼偉在接受采訪時說，經過近兩年的努力，G20／OECD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的制定工作已圓滿完成，將提交11月在安塔利亞舉行的G20峰會批準。

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簡稱BEPS），旨在修改國際稅收規則，遏止國際逃避稅行為，規范國際商貿投資環境，有60多個國家參與。

樓繼偉說，推進這一行動計劃的下一步重在落實。當前一些成員實施的稅收政策在國內和國際層面形成了“稅收洼地”，造成不公平競爭，而發展中國家是轉移定價問題最大受害者。解決這些問題，一要加快推進各自國內改革和立法進程，促進公平競爭；二要在國際層面規范全球稅制，建立更為包容、透明、公平的機制。（完）

什么是G20？

20國集團（G20）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國集團（G8）的財長在華盛頓宣布成立，屬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機制，由原八國集團以及其余12個重要經濟體組成。該組織的宗旨是為推動已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開放及有建設性的討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并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按照以往慣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列席該組織的會議。20國集團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該集團的GDP占全球經濟的90%，貿易額占全球的80%，因此已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作為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美歐金融監管改革“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限制金融過度自由化、防范金融監管失效、加強消費者金融保護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較大進展。但由于制度性缺陷難消，美歐未來再度爆發金融危機的隱患仍然存在，發展中國家需對此保持警惕

金融監管是保證金融體系健康穩定有效運行的最后“堡壘”，負有保護消費者權益、維系金融市場公平與透明、監控金融機構的安全與穩健等目標。但在現實中，這一最后“堡壘”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成為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全球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其影響至今，是金融監管“失職”的典型例子。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加強金融監管合作、防止金融風險的跨國蔓延成為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廣泛共識。歐美一方面通過二十國集團（G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多邊平臺加強合作，另一方面也積極開展雙邊合作。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歐盟委員會在會計準則的趨同、跨國資產管理公司和衍生品市場的監管上進行合作并取得了一定進展。近期，歐盟希望能將金融監管問題納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但遭到了美國的拒絕。歐美在金融監管領域加深合作還有很大的空間，但由于各自利益的差異，達成一致的難度也比較大。

美歐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各有側重，但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金融穩定的制度基礎

近年來，美歐等國對系統性風險、市場缺陷和監管漏洞等薄弱環節進行了重大改革，特別是結合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塑造了金融監管新體系，雖各有側重，但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金融穩定的制度基礎，呈現出新的特點。

特點一：監管模式從功能導向向目標導向型轉變

金融監管體系由兩個分別負責審慎監管和業務行為監管的監管機構組成，因此稱作“雙峰監管”模式。其長處在于靈活度高，可以更好地協調監管力量以應對金融創新和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2008年，美國財政部公布《現代金融監管構架改革藍圖》（以下稱《藍圖》），提出由功能導向型監管向目標導向型監管轉型，而目標導向型監管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由美聯儲負責的金融市場穩定監管；二是由新建機構負責審慎金融監管；三是由新建機構負責與金融消費者保護相關的商業行為監管。

2010年，美國國會通過《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稱《多德法案》），在第一和第三個層面上分別增設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和金融消費者保護署，標志著美國金融監管向基于目標的金融監管模式邁出重要一步。2013年，英國放棄了原有的單一綜合監管者模式，廢除了金融服務局，其原有職能分別由新成立的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監管局承擔。歐洲則成立了銀行、保險、證券三個歐盟層面的專業性監管機構。

特點二：監管職能有向中央銀行集中的趨勢

《多德法案》擴大了美聯儲的監管權力，所有關系到金融系統穩定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設施、儲貸控股公司和證券控股公司均在其監管權限內。英國改革后，英格蘭銀行集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于一體，是名符其實的超級監管者。

特點三：強調微觀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機結合

危機前的金融監管以局部風險監管為主。危機后美歐各國意識到，單個金融機構的健康并不代表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為此積極推動將宏觀審慎監管納入監管框架內。美國、英國和歐盟建立健全了基于系統性風險應對的宏觀審慎監管制度框架，均成立了專門負責監控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機構。

美國成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測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并承擔各個聯邦金融監管機構間的協調工作，并賦予美聯儲更大的監管實權。英國撤銷了金融服務局，在英格蘭銀行下設立了金融政策委員會，其主要職能之一就是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進行監測和評估。歐盟也專門成立了歐洲系統性風險監管委員會以監管整個歐洲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特點四：加強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原有監管體制對金融消費者保護不足的問題。在金融產品不斷復雜化的大環境下，金融消費者往往是缺乏維護自身權益途徑的弱勢群體，但同時也是金融業賴以生存的必要基礎。國際金融危機后，如何重獲金融消費者信任、建立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成為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美國和英國分別成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署和金融行為監管局，就是為了專職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特點五：加強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

此前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存在重大漏洞。對此，美國成立了聯邦層面的保險業監管機構，實行“沃爾克法則”，其核心內容在于將危機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范圍，嚴格限制銀行進行自營交易以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

金融自由化向實體經濟回歸，去杠桿化較為明顯，由內向外擴張趨勢明顯

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美歐金融自由化蓬勃發展，深刻改變了美歐金融體系、市場結構以及風險分布格局。第一，金融自由化以金融創新為基礎，目的是資本收益性，呈現極為明顯的創新性、專業性和復雜性，資產證券化是典型代表。第二，金融自由化具有日益脫離監管體系的趨勢，為了規避監管進行大范圍監管套利，整個金融體系的監管有效性明顯降低。第三，金融自由化改變了金融結構，影子銀行體系的爆發式增長使其成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甚至成為與商業銀行不分伯仲的“平行銀行體系”。最后，金融自由化使金融體系日益成為一個混業綜合經營的系統，內在關聯性及系統性風險急劇提升。

美歐金融自由化進程受到了危機的明顯沖擊，在金融監管新框架建立之后，美歐金融自由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是金融自由化有向實體經濟回歸的趨勢，金融體系去杠桿化較為明顯，其利潤增速在過去4年持續低于制造業利潤增速。二是金融自由化的信息披露制度更加充分，消費者保護機制更加健全，市場化退出機制更加健全，同時風險處置更為完備，美國甚至推行“生前遺囑”，前置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違約風險防范。三是金融自由化中的高杠桿、復雜性和投機性有所降低，特別是“沃爾克法則”限制了自營交易，混業經營、業務范圍自由化、準入自由等受到一定的限制。四是金融自由化有由內向外擴張的趨勢，特別是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成為了美歐近兩年來的重大關切，美歐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倡導的投資自由化，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與TTIP可能會深刻改革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秩序。

政治體制與金融制度矛盾難消，再次爆發危機的風險仍需警惕

在金融危機之后，美歐在金融過度自由化、金融監管失效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金融自由化與監管有效性脫節以及金融風險與應對機制脫節等問題得到了改善。但是，美歐制度性錯配仍沒有根本消除，再次爆發危機的風險仍需警惕。

私人風險債務化、債務風險貨幣化是美歐最大的制度頑疾。金融危機之后，美歐應對框架的核心是相似的：通過政府救援，將私人部門的風險公共化，公共風險債務化，而債務風險貨幣化。這將導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一是債務風險將急速累積并顯性化，債務危機將是最大的風險，歐債危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二是長期而言，以貨幣政策應對結構問題可能會是無效的，而貨幣政策的副作用將日益顯現。三是公共部門風險的化解最后將沖擊私人部門，從而進入一個風險自我循環體系，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將強化這個體系。

歐洲在其債務危機的應對中，建立健全了金融危機的應對機制和金融穩定機制。在歐元區及歐盟制度設計上，危機應對機制和金融穩定機制是缺失的，這導致歐債危機的應對一度被動化、政治化和分散化，直至歐洲穩定機制、長期再融資計劃以及直接貨幣交易計劃的實施，才使得歐元區建立了真正的金融危機應對機制、流動性支撐機制以及實質上的最后貸款人制度。

混業經營模式與分業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錯配是最大的金融風險環節。金融混業經營模式，是指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企業在貨幣和資本市場進行多業務、多品種、多方式的交叉經營和服務的總稱，能在風險控制的原則下實現資源共享，被認為是世界金融發展的大趨勢。混業經營有明顯的優勢，例如，有助于金融各個領域之間發揮協同作用和對風險的系統監管，為更合理使用、更快流動資金創造有利條件等。但其劣勢也很明顯，比如容易造成金融市場的壟斷，產生不公平競爭，并且過大的綜合性銀行集團會有內部競爭和內部協調困難的問題，可能會招致新的更大的金融風險。

分業經營模式，是指對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進行某種程度的“分開”管制，按程度不同通常分為三個層次。一是金融業與非金融業的分離，金融機構不能經營非金融業務，也不能對非金融機構持股。二是金融業中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個子行業的分離，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只能經營各自的銀行業務、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一個子行業中的金融機構不能經營其它兩個子行業的業務。三是指銀行、證券和保險各子行業內部有關業務的進一步分離，比如在銀行業內部，經營長、短期銀行存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的分離，經營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的金融機構的分離；在證券業內部，經營證券承銷業務、證券交易業務、證券經紀業務和證券做市商業務的金融機構的分離；在保險業內部，經營財產保險業務、人身保險業務、再保險業務的金融機構的分離等。

危機之后，部分監管漏洞在監管體系改革中被填補，但是，混業經營自由化趨勢未來將更加明顯，而分業監管體系在改革中實際上被強化。分業經營模式向混業自由化經營轉變是建立在金融體系不確定性參數、風險回避系數、外部性因素和監管成本等減小的基礎之上，但是，混業自由化經營的風險可能被低估了。這是未來美歐金融風險爆發的又一制度根源。

最后是政治體制與金融制度的矛盾性。美國政治決策過程號稱“民主”，但是，金融風險應對機制往往被過度政治化，這將可能引發重大的黑天鵝事件（指意料之外但足以改變一切的事件，存在于各個領域，在經濟領域，通常會引起市場連鎖負面反應甚至顛覆），導致系統性風險。比如，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成為政治鬧劇，一旦債務違約成為顯性風險，那么美國國債將喪失最安全抵押品的地位，整個金融體系都將崩潰。對于歐元區而言，最大的制度錯配依然是成員國財政政策分散化和貨幣政策一體化的二元結構矛盾，在政治一體化沒有取得實質進展之前，歐元區難以消弭這個二元結構矛盾，歐元區的穩定性存在重大的制度性隱患。

發展中國家應警惕“溢出”效應，有效地防范和處置金融風險，積極參與新規則制定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歐美國家新一輪金融監管改革有助于提高國際金融體系抵御風險的能力，對世界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定具有積極影響，但同時也會有“溢出”效應，帶來新的沖擊和挑戰。發展中國家需要適應新的形勢，積極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首先，借鑒歐美國家經驗并結合各國國情推進金融監管改革。積極對接國際金融監管的先進理念和通行規則，創新金融監管模式，加強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結合，提高中央銀行在金融監管中的地位，強化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對高風險金融業務實施更嚴格的監管，從而有效地防范和處置金融風險，促進發展中國家金融業穩健發展。

其次，防范跨國銀行“監管套利”所帶來的風險。由于歐美金融監管更加嚴格，部分跨國銀行出于“監管套利”的目的，可能會把部分金融創新業務轉移到監管環境相對寬松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一些離岸中心來進行。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銀行、分享金融創新成果的同時，也需要提高警惕，慎防泡沫風險。

再次，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新規則、新標準的制定。發展中國家過去一直是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適應者、遵循者。但伴隨著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金融中的影響力逐步上升，參與國際金融監管變革也就有了更足的底氣。今后，發展中國家應當以更加自信、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制定國際金融監管規則、標準，在建立國際金融監管新規范的過程中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配合，這樣才能維護好發展中國家在金融發展中的核心利益。

本版文章作者單位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

“避稅天堂”又遭政策棒喝。

繼9月5日，瑞士和美國達成協議，旨在杜絕借助銀行保密賬戶逃稅行為。9月6日，二十國集團（下稱Ｇ２０）峰會就打擊全球逃稅又取得重大進展，Ｇ２０領導人在俄羅斯圣彼得堡通過了《二十國集團圣彼得堡峰會領導人宣言》，同意在2015年底前開始執行國際稅收情報交換新標準——自動交換稅收情報。

俄羅斯總統普京評價稱，這是“一百多年來最大的一步”。市場分析認為，這一標準的實施標志著全球打擊逃避稅的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并將進一步遏制大型跨國企業利用“避稅天堂”逃稅的問題。

稅收合作大事記

● 2009年4月，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呼吁采取行動打擊國際逃避稅

● 2010年5月，經合組織對1988年制訂的《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進行修訂

● 2011年6月1日，經議定書修訂后的《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生效

● 2013年7月，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支持將《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框架內的稅收情報自動交換作為全球稅收情報交換的新標準

● 2013年9月6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在俄羅斯圣彼得堡通過了《二十國集團圣彼得堡峰會領導人宣言》，同意在2015年底前開始執行國際稅收情報交換新標準

打擊逃稅取得重大突破

2015年底前開始執行國際稅收交換新標準——自動情報交換，二十國集團將擁有統一的信息交換規則，并且跨國企業集團還應在其獲得盈利的地點繳稅

跨國逃稅，是指一些企業為了獲取稅收上的好處，常會轉移一些利潤到低稅收國家，以便支付很少甚至不用支付稅費。據統計，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55%的國際貿易和35%的資金流動從“避稅天堂”過境，“避稅天堂”涉及約10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

避稅令多國政府遭受損失。研究與倡議團體租稅正義聯盟最近發布的報告顯示，非洲因逃稅問題損失總醫保預算的98%。玻利維亞的逃稅金額是這個產油國健保支出的逾４倍。俄羅斯則是３倍多。而希臘與意大利，每4歐元產值就有逾1歐元隱藏在地下經濟。

更糟糕的是，包括谷歌、亞馬遜、蘋果和星巴克等大公司也參與避稅計劃，引發全球關注。

在剛剛結束的G20峰會上，一項重要議題就是稅收透明化，二十國集團領導人一致同意在2015年底前開始執行國際稅收交換新標準——自動情報交換。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峰會后對記者說，不僅是發達國家會采取新的稅務條例，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必須參與分享稅務條規”。

據記者了解，“自動情報交換”標準從目前的根據某成員國要求交換信息過渡到自動交換納稅人在世界范圍內的所有信息，因此各國政府能夠了解納稅人在海外的資產狀況（開設離岸賬戶、匯款、注冊離岸公司等）。對此，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今后，Ｇ２０將擁有統一的信息交換規則，并且跨國企業集團還應在其獲得盈利的地點繳稅。

中國深入打擊跨國逃稅

2012年中國反避稅對稅收增收貢獻346億元，是2008年的27.9倍。中國8月27日簽署《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世界上最強大的二十國集團所有成員國無一例外地全部加入

中國也深受逃稅之害。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7月底公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反避稅對稅收增收貢獻346億元，是2008年的27.9倍。此外，五年來通過轉讓定價相互磋商為跨境納稅人消除國際雙重征稅195億元。

8月27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代表中國政府在法國巴黎簽署《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新華社評論稱此舉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利用國際稅收征管協作提高對跨境納稅人的稅收服務和征管水平，有助于營造公平透明的稅收環境，旨在打擊國際范圍內的偷稅漏稅現象。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加強國際間的稅收合作、堵塞跨境逃稅漏洞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更為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加入這一國際稅收公約之后，除了將有利于打擊海外的逃稅行為，對反腐工作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據悉，目前已有50多個發達及發展中國家簽署了這項公約，并有70個國家原則上作出承諾，為打擊隱匿海外財產構建了新的國際合作框架。中國簽署《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以后，世界上最強大的Ｇ２０所有成員國無一例外地全部加入，因此中國此舉格外受到歡迎，并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迫使最后的頑固派國家加入公約。荷蘭發展合作部部長Lilianna Ploemen表示：“跨國公司通過利用稅收協議中的漏洞和各國稅收條例的差異可以實現逃稅。這就意味著貧困國家的稅收減少，能用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上的資金縮水。”

關鍵詞:美元地位

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了《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其中有一點備受各方關注，即特別提款權(SDR)的轉型議題。這一倡議著眼于將SDR轉型為“超儲備貨幣”，打破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一枝獨秀的現狀。

周小川提出這一建議之后，同在“金磚四國”的巴西、俄羅斯、印度立即贊同。聯合國金融、經濟改革咨詢團3月26日也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報告，敦促世界領導人同意構建替代美元的國際儲備體系。

有專家分析認為，由于美國目前經常賬戶的巨大赤字，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確實比較危險。但SDR轉型為“超儲備貨幣”，打破美元霸主地位，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終可能只會成為給美國施壓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如果想取代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員國85%的支持率。但IMF內部的話語權不是按成員數量平均分配，而是各國份額不同。僅美國一家，就掌握了17%的話語權。因此，要達到改革目的，必須打破現狀，提高新興國家在IMF中的份額。

關鍵詞:IMF規模

2008年下半年，IMF所掌握的金融資源約有2500億美元。但隨著危機爆發，IMF連續為冰島、烏克蘭、匈牙利等國家借出資金，資源面臨枯竭。

因此，美國、歐洲紛紛提出對IMF進行增資，將其可動用的金融資源提高到5000億美元，同時賦予其更多職權，提高IMF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

前不久結束的G20財長會議曾發布公報，同意向IMF增資，擴大IMF在危機應對中的作用。

增資涉及到各成員國在IMF的份額問題。分析認為，如果發達國家希望新興發展中國家拿出更多資金，就必須在份額上做出讓步。

關鍵詞:金融監管

這次危機讓人們看到加強金融市場監管的重要性。對于加強金融監管的問題，歐美一直存在分歧。美國希望歐盟主要經濟體擴大經濟刺激計劃規模;但歐盟認為，相比經濟刺激計劃，制定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更為重要。這樣的分歧可能會對雙方造成傷害：美國人可能花費過多，造成通脹爆發;而歐洲人的謹慎可能延長衰退時間。全球經濟也勢必受到以上結果連累。

目前看來，歐盟的舉動似乎有效。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弗洛曼就表示，奧巴馬愿意推動制定一項全新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但是，G20峰會是否真的能拿出各方滿意的監管措施，依然是個未知數。

關鍵詞:貿易保護

1931年，發達國家曾在倫敦召開峰會商討如何避免經濟衰退，但最后卻陷入了各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引發全球衰退的惡果。因此，在這次的倫敦峰會中，避免貿易保護主義再現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推出的保護主義措施多達78項，其中47項已付諸實施。其中，美國的“買國貨”政策和法國汽車廠紛紛從東歐搬回國最受關注。一個被認為開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壞頭，一個被看作東西歐裂痕因為金融危機而擴大的明證。但是，在發達國家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希望他們依然按照原有規則辦事本身就不太現實。

因此，分析認為，盡管各方期待G20峰會出臺關于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但在金融危機影響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達成實質性的約束性機制依然存在一定難度。

王岐山在《泰晤士報》發表署名文章：

支持增加IMF財政資源

G20峰會召開之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泰晤士報》發表署名文章，闡述了中國政府有關原則立場。王岐山在文章中就如何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表達了中國政府的觀點：在確保安全和合理回報的前提下，中方支持增加IMF的財政資源。中方愿意積極參加籌集資源辦法的探索，并盡自己所能進行這方面的努力。“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通過以配額為基礎的體系以及自愿捐助兩種途徑來調動資源，以取得貢獻國家權利和義務的平衡。”

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曾呼吁，中國應把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一部分貢獻給IMF作為援助資金。王岐山在文章中回應說，資源增加的規模應考慮國家之間的差異而定，這些差異包括發展的階段，人均GDP，外匯儲備的性質、構成和支撐，以及該國經濟安全對外匯儲備的依賴程度等。“僅僅通過外匯儲備的規模大小來確定貢獻的規模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國首腦刮起“嘴上風暴”

這次參加G20峰會的發達國家中，基本上形成了以美英為一方，以法德為另一方的兩個對立陣營，在會議開始前，各國領導人先刮起了“嘴上風暴”。

英國首相布朗為說服與會領導人在峰會上達成他稱為“財政刺激”的經濟振興方案，過去一個月內他相繼訪問歐洲聯盟總部、美國、巴西、智利和法國。用他的話說，“世界每個成員必須成為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然而，法國和德國反對聲日漸強烈，澳大利亞也不贊成。一些媒體形容這些西方國家分裂為美英“盎格魯—撒克遜同盟”和“法德同盟”。

與英國、美國相反，法國、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主張加大全球金融市場監管力度，不贊成以擴大財政支出刺激經濟。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上周說，把增加公共開支列入各國共同行動方案將致使經濟復蘇“不可持續”。

布朗3月30日晚與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通電話。唐寧街10號形容這次通話“有建設性，氣氛友好”。但薩科齊次日威脅說，如果峰會不能在嚴格金融監管和打擊離岸“避稅天堂”上令法國滿意，他將退出會議。

薩科齊1日說，他與默克爾交換意見后均認為，與會各方間“尚未達成牢固協議”，峰會公報不應由“錯誤妥協”構成。“從眼下立場看，法國和德國均對(草案)提議不滿”。

對于法德的不滿，美國總統奧巴馬4月1日在與英國首相布朗會談后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二十國集團的立場分歧“被大大地夸大了”。奧巴馬說，他與會不僅要闡明美方立場，而且也是“來傾聽”其他國家聲音的。他表示相信，與會各方能夠求同存異，最終“達成廣泛的一致”。

救市觀點“亮劍”

美國：“救”字為先

美國在會前屢次敦促歐盟國家加大經濟刺激力度，從而幫助全球經濟脫困，但是遭到了以法國和德國為首的歐盟國家的抵制。

就在倫敦峰會前一個星期，美國的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與歐盟有所靠近，并開始“轉守為攻”。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3月26日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在倫敦峰會上力主提高全球金融監管標準。當天，蓋特納還宣布了美國強化金融監管的改革框架，擬對諸如對沖基金之類的金融市場主要參與者實行更嚴格的監管。蓋特納表示，美國將確保全球標準向自己的“高標準”看齊。

歐盟：“改”字當頭

與美國相反，歐盟把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和改革國際金融機構視為倫敦峰會的重中之重。

歐盟主張，所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市場參與者無一例外都必須受到適當的監管和監督。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3月31日表示，歐盟希望倫敦峰會能就對沖基金、信用評級機構、會計準則、避稅天堂、企業高管薪酬安排和資本充足率等金融改革議題作出具體承諾。

在拯救實體經濟問題上，歐盟則拒絕加大經濟刺激力度，主張重在落實現有計劃，并強調應加強各國間協調。巴羅佐表示，歐盟將提出各國在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時應注意財政的中長期穩定。

新興經濟體：“權”字要爭

作為二十國集團內部第三支重要力量，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希望打破現行國際金融體系長期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不公平局面，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過程中擴大自身發言權。

有著“金磚四國”之稱的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日前一致呼吁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且改革進程必須充分反映全球經濟的變化，保證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地位。

“金磚四國”主張，所有金融活動必須置于充分的監管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強化其監控能力，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更加重視對全體成員國的公平監控，尤其是重視對那些有著巨額跨國資金流動、擁有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發達國家的監控。

此外，“金磚四國”還敦促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和政策協調機制，并確保宏觀經濟政策更為平衡、積極和協調。

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同時希望，倫敦峰會能夠遏制住保護主義并為發展中國家應對危機提供幫助。

發展中國家：著眼“新”體系

在舉世矚目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即將在倫敦召開之際，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提出建議，強烈要求國際金融體系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建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

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將在峰會上提議國際金融機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支持，推動多邊金融體系改革。墨西哥經濟學家、中國-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杜塞爾·彼得斯日前對新華社記者說，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共同立場，擴大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

G20的變數：G3?還是G2?

G20倫敦峰會定于今日開幕。有人說，這將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它將在危機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展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共識，傳達各國應對危機的信心和合作的意愿。也有人說，它將是一次失敗的會議，因為，它無法在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等重大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反而會凸現各國的分歧和矛盾。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和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金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不約而同地表示，G20峰會后果難料。江涌表示，G20正式運作不到半年時間，遠未成熟;而且，G20還面臨分化的可能。杜金岷則表示，G20有一個缺陷——它目前仍是一個應急磋商機制，內部矛盾重重，效力不高。

然而，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壓面前，G20峰會仍有其值得期待之處。兩位專家均表示，G20倫敦峰會能夠達成某些共識，傳遞某些信心，就已是不錯的成果。目前來說，G20仍是一個好過以往的新機制。

世界格局開始調整

廣州日報：全球金融危機在去年爆發后，G20似乎一夜之間走到了國際舞臺中心。面對此次危機，為什么世界選擇了G20而非其他機制呢?

江涌：在G20登臺之前，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有其他調節機制，主要是二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殘余，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后來則發展出西方七國集團(G7)，即由主要發達國家組成的機制協調世界經濟。后來，G7(包括后來加上俄羅斯的G8)還建立了與發展中大國溝通的機制，即所謂的G8+5對話機制。

杜金岷：1999年誕生的G20機制是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設立的。由于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世界經濟大致較為太平，G20的作用沒有體現。

但本次危機的影響十分廣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和落后國家都受到沖擊。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秩序面臨很多問題和擔憂，不是單個國家所能獨自解決的，也不是G7所能解決的。

可以說，從G7到G20，本身就是最近20年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體現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調整，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始日益活躍。

廣州日報：G20能否擔當起拯救世界經濟、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重任?

江涌：如果G20成員國精誠團結，真正合作協調一致，它可以擔負起這項重任。G20成員國的GDP總值占全世界的90%;貿易占全球的80%，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二，因此，理論上，它有可能擔負起重任。

但從現實角度看，G20很難擔負起拯救世界經濟的重任。G20成員國形形色色，利益千差萬別，心思各不一致，議題互不相同。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G7已經難以協調彼此立場，由更多不同國家組成的G20在協調方面將面臨更大困難。

杜金岷：在G20成員國中，歐盟、美國和中國三大主體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歐盟重視金融監管，美國熱衷經濟刺激，中國提出了美元地位問題，其間博弈十分復雜，需要多邊協調。

G20前途未卜

廣州日報：G20機制本身存在哪些缺陷?

江涌：G20從去年正式運作到現在，只有大約半年時間，G20沒有相應的機構進行協調。

杜金岷：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效力不高，這是因為G20包括太多國家，太難協調，很難達成共識。

廣州日報：既然存在缺陷，那么，G20峰會召開的意義是什么?

江涌：G20峰會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但就目前來說，世界也需要這種象征意義。G20是一個合適的對話機制。

杜金岷：本次G20峰會，只要不變成各國自說自話，爭吵不休，只強調自身利益就算很好。倫敦峰會只可能做到兩點：一、達成共識性的東西;二、傳遞信心，尤其是向全球企業家和工商界傳遞信心，這對于恢復經濟增長十分重要。

廣州日報：G20的命運會怎樣，它將逐漸完善，還是前景不明?

杜金岷：就目前看，G20主要是一種危機處理小組的角色，至于未來走向是經常性機制還是應急處理機制，取決于其眼下的運行效果。如果運行不順，未來完全有可能被其他機制所取代。

江涌：改善G20機制面臨不少問題。美國仍在竭力維護其特權地位;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愿放棄特權。此外，G20還面臨分化組合的可能。有歐洲國家提出了所謂歐盟+美國+中國的“G3”概念;還有美國學者則提出了所謂“G2”(中國+美國)的說法。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G20前途未卜。

圓桌會議

專家資料

江涌：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

點睛語

G20還面臨分化組合的可能。有歐洲國家提出了所謂歐盟+美國+中國的“G3”概念;還有美國學者則提出了所謂“G2”(中國+美國)的說法。

專家資料

杜金岷：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點睛語

倫敦峰會只可能做到兩點：一、達成共識性的東西;二、傳遞信心，尤其是向全球企業家和工商界傳遞信心，這對于恢復經濟增長十分重要。

背景資料：

全球救市大事記

以下是2008年9月以來，世界各國采取的一些重大救市措施。

2008年

9月7日至16日，美國政府先后接管美國兩大住房抵押貸款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等重要金融機構。

10月1日和3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通過總額達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

10月12日，歐元區15國首腦在歐元區首次峰會上通過行動計劃，同意各成員國為銀行再融資提供擔保并入股銀行。德、法等國此后紛紛出臺各自救市措施。

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約273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

11月9日，中國政府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出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兩年投資約4萬億元人民幣。

11月15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會議就國際社會加強協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和支持經濟增長達成一致，并呼吁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防止類似危機再次發生。

11月25日，美聯儲宣布投入8000億美元，用于解凍消費信貸市場、住房抵押信貸以及小企業信貸市場。

12月12日，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就一項總額約200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達成一致。

12月19日，美國總統布什宣布，美國政府將提供總計達174億美元的緊急貸款以救援陷入困境的美國汽車業。

2009年

1月12日，德國出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政府將在2009年和2010年兩年內投入總額最高為500億歐元的資金。

2月13日，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先后通過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

3月20日，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擴大資金規模，并決定為此提供750億歐元(約合1000億美元)。歐盟領導人還決定，將把對中東歐成員國提供的緊急財政支持的危機基金規模擴大一倍，增至500億歐元。

3月22日，美國宣布將利用政府和私人部門資金，購買金融機構“有毒資產”，最高購買額可能達1萬億美元。 (新華) (本文來源：廣州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