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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新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即在原有的機制中增加了“逆周期因子”。隨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出現了一波較強的升值行情，人民幣兌美元的即期匯率，在岸匯率最高突破6.79，離岸人民幣匯率最高突破6.73。要知道年初的時候，關于人民幣匯率，市場討論的焦點是人民幣什么時候貶值“破7”。
因此，對于本次人民幣如此強勢的升值行情，究竟該如何解釋呢？
首先，從人民幣匯率行情逆轉的時機來看，很顯然穆迪降級一事，對于中國宏觀層而言，顯然不是“不care”。一般而言，主權評級下調會有兩方面的直接影響：中國企業境外融資成本和難度可能會上升；境外投資者對于人民幣資產投資意向可能趨謹慎。因此，政策部門首要的任務是化解這兩個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尤其是中國剛剛宣布了“債券通”。那么保持匯率穩定，甚至是階段性升值，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其次，鑒于經濟增速的持續回落，從“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政策采取的消除高估的策略，目的無非是消除人民幣匯率高估對于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不應有的不利影響。因此，在本次升值之前一年多時間里，人民幣匯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非對稱性貶值”策略，即“美元和一籃子貨幣哪個弱，人民幣跟哪個”。但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已經顯露出向好的態勢，一季度經濟增速回升至6.9%，加之金融“去杠桿”力度不斷增強，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政策策略提出調整的需要，實際上4月份已經有市場機構發現其自測的中間價與實際公布值偏離度在增大，表明人民幣匯率政策策略可能早于一季度經濟數據明確后，就開始調整了。
第三，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基本面因素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2016年之外，人民幣匯率走勢和中美經濟增速（名義）變化，呈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即中美經濟增速差擴大時，人民幣升值，中美經濟增速差收窄，人民幣貶值。期間只有2016年不符合此經驗數據規律（中美經濟增速差由上年的3.3%回升至5%，而人民幣卻貶值了6.6%），背后的原因就是上文所述。今年一季度中美經濟增速差已經擴大至7.75%，是2011年以來的最高值，但一季度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不到1%。由此，修復2016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的背離，也為匯率政策策略調整提出了要求。
除上述三點之外，對6月聯儲加息的提前準備、中美經貿會談的策略需要、扭轉人民幣在全球支付排名下降過快的局面、弱化后期經濟增速可能回落的影響等四點個方面，也促使貨幣當局調整匯率政策的策略。
但是不是說，人民幣匯率自此就又回到單邊升值呢？一則消息應該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上周五（6月2日），外匯局稱，將開展銀行卡境外交易信息采集工作。2017年9月1日起，境內銀行卡在境外發生的提現和單筆金額1000元以上的消費交易信息均需上報，發卡行應于北京時間每日12:00前報送上日24小時內本行銀行卡境外交易信息，遇節假日不順延。外匯管理機構此時宣布這一政策，除了“加強對銀行卡境外交易的日常監測管理，防止銀行卡成為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的交易渠道”的監管需要之外，是否是對本次人民幣升值可能產生的資本外流的提前布局呢？如果是，那么最起碼從政策部門的舉措中，他們仍然是在扭轉貶值預期。
那么，接下來的人民幣匯率，可能就不是一路升值，而是波動劇烈，這個波動一定是雙向的。
因此，對于本次人民幣如此強勢的升值行情，究竟該如何解釋呢？
首先，從人民幣匯率行情逆轉的時機來看，很顯然穆迪降級一事，對于中國宏觀層而言，顯然不是“不care”。一般而言，主權評級下調會有兩方面的直接影響：中國企業境外融資成本和難度可能會上升；境外投資者對于人民幣資產投資意向可能趨謹慎。因此，政策部門首要的任務是化解這兩個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尤其是中國剛剛宣布了“債券通”。那么保持匯率穩定，甚至是階段性升值，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其次，鑒于經濟增速的持續回落，從“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政策采取的消除高估的策略，目的無非是消除人民幣匯率高估對于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不應有的不利影響。因此，在本次升值之前一年多時間里，人民幣匯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非對稱性貶值”策略，即“美元和一籃子貨幣哪個弱，人民幣跟哪個”。但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已經顯露出向好的態勢，一季度經濟增速回升至6.9%，加之金融“去杠桿”力度不斷增強，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政策策略提出調整的需要，實際上4月份已經有市場機構發現其自測的中間價與實際公布值偏離度在增大，表明人民幣匯率政策策略可能早于一季度經濟數據明確后，就開始調整了。
第三，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基本面因素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2016年之外，人民幣匯率走勢和中美經濟增速（名義）變化，呈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即中美經濟增速差擴大時，人民幣升值，中美經濟增速差收窄，人民幣貶值。期間只有2016年不符合此經驗數據規律（中美經濟增速差由上年的3.3%回升至5%，而人民幣卻貶值了6.6%），背后的原因就是上文所述。今年一季度中美經濟增速差已經擴大至7.75%，是2011年以來的最高值，但一季度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不到1%。由此，修復2016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的背離，也為匯率政策策略調整提出了要求。
除上述三點之外，對6月聯儲加息的提前準備、中美經貿會談的策略需要、扭轉人民幣在全球支付排名下降過快的局面、弱化后期經濟增速可能回落的影響等四點個方面，也促使貨幣當局調整匯率政策的策略。
但是不是說，人民幣匯率自此就又回到單邊升值呢？一則消息應該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上周五（6月2日），外匯局稱，將開展銀行卡境外交易信息采集工作。2017年9月1日起，境內銀行卡在境外發生的提現和單筆金額1000元以上的消費交易信息均需上報，發卡行應于北京時間每日12:00前報送上日24小時內本行銀行卡境外交易信息，遇節假日不順延。外匯管理機構此時宣布這一政策，除了“加強對銀行卡境外交易的日常監測管理，防止銀行卡成為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的交易渠道”的監管需要之外，是否是對本次人民幣升值可能產生的資本外流的提前布局呢？如果是，那么最起碼從政策部門的舉措中，他們仍然是在扭轉貶值預期。
那么，接下來的人民幣匯率，可能就不是一路升值，而是波動劇烈，這個波動一定是雙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