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金融時報》中文網12月24日報道 上海自貿區是2013年關于中國的熱門詞匯之一。在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上海自貿區的建設以及細則被認為是觀察中國未來走向的最好窗口，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旨文件中，對上海自貿區也作出了具體的描述，這也成為上海自貿區成為當仁不讓的全球焦點。

上海自貿區的成形代表了中國發展的這樣一個趨勢：在國際分工合作中，中國對外需要更加開放的窗口，并且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盡管目前來看未來國際貿易發展的形態仍然值得探討，但中國需要一個平臺與世界對接，上海自貿區依托于上海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成為中國領導層最好以及最實際的選擇。對內來看，面對著改革的藩籬，中國也需要一個對內展示的窗口，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身處中國最為市場化的區域，上海自貿區也成為最為明智的選擇。

如今的上海自貿區，大量的企業開始選擇在此落戶，地方行政管理部門也出臺了一系列簡化行政審批程序的舉措，但卻不是上海自貿區建設真正的難點。

真正的難點在于金融開放的舉措，在漫長的等待后，央行出臺了支持上海自貿區發展的三十條意見，盡管在金融實務操作上作了大量的有益嘗試，但在資本賬戶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形成機制上，央行卻仍然惜字如金，這也明顯表達了央行的謹慎態度。

時不我待，中國的開放必然將伴隨著金融市場開放，這其中資本賬戶開放將是題中應有之意，那為什么中國不愿意過快開放資本賬戶呢？

簡單來看，一旦開放資本賬戶，將對國內金融體系帶來嚴重的沖擊，同時一旦開放將不可逆轉，這將使中國金融體系面臨更大的挑戰，中國政策決策者真正的問題是，中國準備好了么？

但與此同時，伴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開放資本賬戶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在控制之中了，記得今年年初大量的出口虛增，大量企業在背后通過出口項下的操作，將大量熱錢輸入境內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企業在利用經常賬戶進行資本賬戶項下的操作，從另一個方面也表明， 不斷發展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行為，對金融開放造成了倒逼效應。

從利率市場化來說也是如此，如今普通居民已經在緊盯理財產品而非銀行存款的收益率，這也表明利率市場化已經深入人心。

中國的政策決策者并非沒有認識到這樣的問題，反而這也是他們希望推進的，但真正制約其決策的，是以下的幾個問題：首先，大規模資本流入造成人民幣升值，這造成出口競爭力的下滑；同時，由于資本單邊流入，中國面臨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壓力；第三，金融機構和企業過度參與跨境套利，已經對金融健康造成侵蝕。

這些問題卻也不是一朝形成，從2003年到2008年，中國已經面臨嚴峻的資本流入的壓力，而現在的問題則更加嚴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央行的貨幣政策框架和匯率政策值得深思。面臨著國內外形勢變化的日新月異，央行維持“謹慎”貨幣政策數年之久，這反映了一種政策也應與時俱進并有前瞻性。
上海自貿區在此刻的操作卻反映了央行仍然在考慮未來的政策選擇，比如在資金的劃撥上，上海自貿區的賬戶幾乎完全視同于離岸賬戶。即使如此，未來如何真正避免自貿區賬戶被用于監管套利，卻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以臺灣為例，其也通過嚴格的隔離將離岸賬戶(OBU, offshore business unit)與境內金融體系（DBU）分開，某種程度上也表明即使在境內外利差很小（臺幣的利率與美元十分接近）的狀況下，其也仍然面臨著相當對于監管套利的擔憂。

綜合這些問題，適當的政策選擇和次序將顯得十分重要，比如說中國應該以我為主，加快利率市場化，以抵御資本賬戶開放帶來的外部沖擊。此外應該鼓勵資本雙邊流動，中國大量的民間資本亟待流出，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逐步找到回歸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內經濟的相對減速也有利于以上海自貿區為代表的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也有利于避免房地產泡沫的進一步擴大。從目前的經濟工作定調來說，中國官方似乎仍然有一定的猶豫。但市場已經充分考慮并消化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至7%左右的可能性，而對于中國來說，7%的增速也仍然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發展速度，由于中國經濟基數變得越來越大，與10年前相比，7%的增速將創造比過去10%以上經濟增速近三倍的新增財富效應，這對于一個逐漸復蘇的歐美經濟和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更為理想的結合。

（作者：劉利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